作者简介: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内容辑要:

历史经验反复表明,像中国这样的崛起中的大国,不可能通过将本币盯住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信用货币而获得长期的经济金融稳定。这不但使本国的货币政策失去应有的独立性,而且也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压力。因此,研究“美元之锚”的汇率退出机制十分必要和紧迫。

巴曙松

此次金融危机以前,美国和欧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他们制定国际标准并推销到世界各地。然而,在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之下,目前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越来越受到挑战。由此,笔者认为,未来中国在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重建过程中,必须更加关注国际多极化趋势背景下的公平和稳定,并最大限度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首先,中国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中应当获得更为公平的对待。未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设计必须是公平的,即在多极化的背景下,它不应再由西方等发达国家主导,处于绝对的决策权垄断地位,中国等新兴市场应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

其次,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应当更为关注稳定性,为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国际货币体系高度的不稳定性。金融危机期间,甚至到今天,在范围、速度及规模方面,世界主要货币的名义汇率都出现了大幅波动。例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表明,货币的不稳定有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下一个中心。

目前来看,对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点基本已经达成共识。国际清偿力的管理建立在一个根本上不对称的体系中,在这种体系中,美国占据着世界GDP总量的25%,美国在各国中央银行国际储备资产所占的比重达到65%~75%。这意味着,美联储不太可能把自己的国内政策从属于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更多片面强调自身的利益。例如,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美联储大幅投放货币。短期内,大量的货币投放可能是治疗危机的一剂“良药”,但是过于宽松的政策不仅影响了美国通胀的潜在压力,也对全球的货币政策形成巨大的冲击,很容易演变成为全球性的中长期的问题。

因此,在未来的国际货币安排中,为了克服这种不对称性并维持货币稳定,新兴市场的应对之策应该包括:(1)一个什么样的新国际货币体系才能体现新兴市场的参与,对此应该达成共识;(2)加强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3)国际货币多元化。

本杰明?科恩认为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将会明显弱化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主宰地位,

长期来看,欧元、日元甚至人民币都将成为美元最有力的竞争者,但这些“同等竞争者货币”还不能取代美元,“因此我们未来将处于一个更加分散化、竞争更加激烈的国际货币体系”。

然而,随着我国中央银行所持有的美元储备资产规模不断膨胀,对中国而言,“盯住美元”与国际货币多元化已经成为需要谨慎权衡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大量的储备资产赋予中央银行足够的能力来影响国际市场行为,并推动多元化储备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人民币盯住美元的前提条件是作为“锚货币”的美元价值必须稳定,这意味着中央银行需要继续持有而不是抛售美元储备,从而与储备多元化目标相互冲突。

事实上,目前美元资产价值之所以没有出现大幅波动的重要原因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仍在增持美国国债。因此,研究“美元之锚”的汇率退出机制十分必要,历史经验反复表明,像中国这样的崛起中的大国,不可能通过将本币盯住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信用货币而获得长期的经济金融稳定,因为这不但使本国的货币政策失去应有的独立性,而且也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压力,目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施压也从特定的角度说明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因此,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多极化的背景下,应当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构,更多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应当及时退出“美元锚”,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改变当前中国的贸易大国、金融小国的格局。尽管这一进程处于起步阶段,距离最终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凸显了这一课题的不可拖延和不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