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财富和文化这个命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探讨。仅仅从金融角度看，全球金融业在讨论金融发展时，有一些共同的规律需要遵循，特别是全球化使全球面临共同 的市场，在这个市场的不同主体，在进行金融资源的配置、金融风险的定价、金融产品的设计以及金融风险的管理等方面，可以说基本原理是高度趋同的。应当说， 在这些技术层面，我们有后发优势，但是在文化、制度、法治、机制等方面的学习，难度就相对较大。但是，金融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文化支持，是很难获得 可持续的稳定发展的。

最近我看到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做了一个农村的样本分析，研究农民收入差异怎么形成的，他的调查得出一个结论：农村里收入高的农民不一定体力最好、最强壮 的，也不一定是最聪明、文化程度最高，但他往往是村里最诚信的，大家有事都愿意跟他商量，所以他的交易机会就多。这种诚信是慢慢积淀的，会逐步形成一个激 励机制。巴菲特在一所大学演讲时也做过一个测试，他让在座每一个人选择一个自己最看好、未来五到十年发展前景最好的人，买入一份期权。最后被买入比较多 的，既不是数学学得最好的，也不是长跑跑得最快的，而是各个方面未必很出色，但确实让人觉得放心、诚信的那一部分人。这可以说是中外文化共同的地方，金融 业是经营信用的行业，因此对于诚信、对于文化，当然应当更为关注。

不过，在中国、在上海、在虹口谈文化，除了一些共性的特征外，总有一些是跟西方成熟市场不一样的的地方，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西方现代的市场经济 化，它非常讲规则，甚至讲求规则讲到有一些冷酷，威尼斯商人就是一个代表。但是在东方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积淀里，可能有一点不同，值得我们在讨论今天的金 融文化时参考。

我们可以讨论两个故事。一个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智伯分马”。有个老人家要过世了，他有17匹马要分给3个孩子，根据遗嘱，老大得二分之一，老二得三 分之一，老三得九分之一。要是按照威尼斯商人那样分的话，有匹马得杀了分肉，那是劳动资料的破坏。于是家人请来智伯。智伯把自家的一匹马牵来，加上原来的 17匹马，总共18匹马，除以2，9匹；除以3，6匹；除以9，2匹。加起来，正好17匹。分完了，智伯又把自己的马牵回去。这个故事折射出的中国人的全 局观、合作观、仁义观，和威尼斯商人所透露出来的金融文化是不同的，蕴藏着典型的东方大局观的智慧，这是我们在今天试图寻求中国金融业的文化支持时需要深 深扎根的土壤。

另一个人物故事是关于日本历史上的一位非常有名的金融家、企业家，也可说是文化大师——涩泽荣一。 这个人在明治和大正时期是政府财经方面的相当于部长级别的高官，非常有影响力。但是他30多岁就辞职了，开始到市场的第一线，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 包括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第一家近代银行。他写了两本非常有名的书，一本叫《立会略则》，是亚洲最早的系统介绍股份制公司的发起设立、公司治理的书；另一 本书也跟财富文化相关，讲的是算盘与《论语》。他认为，在东方，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要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文化的平衡，财富 也很难持续。日本在探索儒家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融合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值得当前我们来参考借鉴。

简单地提及这些故事，是因为这些故事背后蕴藏着对信用、文化、合作等一些判断，这应当成为是中国的金融文化可以进一步生发、立足和成长的着力点，也是支持未来中国金融业可以持续成长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