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来烟台去看了张裕葡萄酒博物馆，才知道曾经振救并最终成就张裕的关键人物是职务并不显赫的时任中国银行烟台支行行长徐望之先生。
        读了他的故事，感慨良多。且不说当时中国银行接管而非简单清算濒于破产的张裕，是何等英明，接管以后，用心苦心经营，其实也算“中间业务”，那样的中间业务，又是多么具有价值的银行家特有的增值服务！一言以蔽之，当代银行家太应向振救成就张裕的徐望之前辈学习啦！
        且看故事细节：话说20世纪初的30年代，张裕“企业内部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各个家族成员各自为政，容易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所以张弼士一死，其商业王国立刻分崩离析。”庞大的张氏产业中，最后只有其长房儿子张秩捃掌管的张裕保存至今。张家后人不善经营，造成张裕拖欠烟台中国银行30万元贷款。张裕公司被抵押给了中国银行，由烟台支行经理徐望之出任总经理。
        徐望之接任张裕总经理一职后，对张裕技术大权一直由外国人执掌颇为不满。洋酒师很善于“留后手”，每到发酵、调配的机密处，必定把在场的中国人借故支走，经常把一些重要原料的商标及外包装撕掉，让你摸不着头脑。
        徐望之曾在《酿酒杂志》呼吁：杯酒之饮，何以不能自酿？生产之权，何以操诸人手？为了找到中国自己的酿酒英才，他时常悉心察访，四处打探。一九三六年，朱梅学成回国，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立时发布了消息。徐望之得知后心中大喜，马上赶赴上海，通过《新闻报》编辑严独鹤、《申报》记者黄寄萍辗转找到了朱梅。
        不速之客的来访使朱梅感到意外，加之他对张裕缺乏了解，一时面有难色。徐望之非但没有见怪，反而表现出极好的风度：“我们有啤酒厂和葡萄酒厂，可是技术人员都是外国人，我们希望您能与我们合作，请您去烟台工作。你可以先到张裕看看，能留下就留下，如果不愿意就回来，来回路费由我们负责。”
        朱梅先生去啤酒厂当了厂务主任，取代了瑞士酒师。不久又出任张裕技术副经理，连续攻克了一连串技术难题。兢兢业业的朱梅身兼二职，来回奔波，徐望之觉得于心不忍。为了让他少跑些路，徐望之把自己的汽车让给了朱梅，自己步行上下班。这件事使朱梅深为感动，逢人便说，直到晚年还在文章中屡屡提起。
        1937年，朱宝镛与徐望之发起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酿造界学术团体“中国酿造学社”，朱梅也成为首批会员。与张子章的“经验型借鉴管理”相比，专业出身的朱梅为张裕带来了更规范的制度与标准，成为中国第一代葡萄酿酒名家。朱梅还整理和恢复了原先从国外引进的葡萄品种，并亲自前往欧洲引进一些优质品种，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张裕的实际条件结合起来。张裕曾在1939年4月7日出版的《酿造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关于葡萄酒的分析报告《张裕葡萄酒之分析与各国葡萄酒之比较》，大胆公布了张裕“解百纳干红”和欧洲国家葡萄酒的分析指标对比，张裕解百纳的糖含量为0.03克/100立方公分(即0.3克/升)，远低于现行国家葡萄酒标准中对干红葡萄酒低于4克/升的要求，其它指标也完全达到了优质干红葡萄酒的标准，从而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拉开了“解百纳干红”叫板国际名牌葡萄酒的序幕。
        为了全面掌握国外酿酒技艺，徐望之派朱梅前往意、瑞、法、比、英、德、奥、捷八国考察，遍访著名葡萄酒厂。此番游历让朱梅眼界大开，他凭借丰富的学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把各国葡萄酒酿造精义悉数纳入消化，由此奠定了中国葡萄酒酿造工艺的基础，为我国葡萄酒和啤酒工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国葡萄酒界一代宗师。
        1954年，朱梅的《葡萄酒》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详尽介绍现代葡萄酒酿造工艺的著作。除著述以外，更重要的是朱梅为中国葡萄酒酿造留下的一批人才。经朱梅悉心传授，张裕酿酒师的接力棒完美地传递给第五代酿酒师陈朴先。陈朴先任职期间，起始于巴狄士多奇、成型于朱梅时期的张裕解百纳在配方和酿造工艺上得到进一步完善，于1987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第25届世界评酒会上荣获金奖。朱梅的出现让张裕结束了从19世纪末开始的“天外飞仙”的年代，迎来了自己的“剑神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