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自1995年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深圳城市合作银行成立，城商行已经风雨兼程走过30年。从最初的“风险化解者”到如今的“地方经济支持者”再到未来的“价值创造者”，城商行立足本土，在差异化发展道路上探索前行。

顺势而为坚持特色化经营

城商行的诞生，多源于对城市信用社的改制重组。30年来，在金融改革的浪潮中成长，在服务地方的坚守中壮大，城商行已成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截至2024年末，城商行总资产达60.15万亿元，较1995年增长了134倍，成为我国多层次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回归本源聚焦主责主业

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金融创新的“试验田”，城商行自起步之初便坚守市场定位，与其他类型银行错位竞争，经营发展稳中有进。

1995年，城市信用合作社向城市合作银行改制工作正式启动。1998年，城市合作银行统一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

成立初期，城商行通过更名改制、优化股权、规范管理等手段甩掉“历史包袱”，明确“一级法人、两级经营”的管理模式，实现快速发展。2006年起，一批经营管理状况较好、满足审慎监管条件的城商行尝试探索跨区域发展，设立异地分支机构。

然而，城商行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跨区域经营暴露出部分城商行在科技水平、经营战略、风险管控等方面的短板。个别城商行偏离发展定位，导致风险积聚，叠加经济与产业转型影响，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介绍，城商行在30年的发展中，经历了规模快速扩张、风险暴露、转型分化等阶段。

为引导城商行坚守定位、健康发展，监管政策逐步收紧与明晰。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为城商行回归本源明确方向。2023年12月26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股份制和城市商业银行监管司在对外刊发的题为《强监管、防风险、促发展奋力开创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和民营银行监管工作新局面》专栏文章中称，将督促城商行“聚焦主责主业”“坚守市场定位，立足本地开展特色化经营”。

“城商行回归本源，既是监管引导的结果，也是城商行聚焦区域经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同时这一做法也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娄飞鹏表示。

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

回望城商行30年征程，其发展始终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相伴。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在于长期坚持“聚焦本土、做深做透”的战略定力。其核心在于将独特的地缘、人缘、亲缘优势，转化为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并在此过程中，提高金融资源的适配性，扎实践行“服务城乡居民、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的市场定位。

“（城商行）深耕本地区域、服务地方经济，其中的空间很大。不能舍近求远，应该抓好本地化，把本地的客户服务好。”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强调，城商行个体差异显著，资产规模从百亿元到万亿元不等，必须结合自身资源禀赋走好差异化发展道路。

在实践中，部分城商行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

作为“土生土长”的地方性银行，城商行与区域经济共生共荣，结合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紧扣重点领域，加大金融资源投放至战略性发展领域，成为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例如，北京银行依托首都科创资源，精准服务科技型企业，支持了北京80%的创业板企业、71%的科创板企业、74%的北交所上市企业，科技金融贷款余额超3600亿元。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城市商业银行30年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底，城商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4.37万亿元，增速持续领先。这背后是服务网络的不断下沉和资源的持续倾斜。据悉，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将60%以上网点布局在乡镇农村，一半以上员工为一线客户经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小微服务模式。

娄飞鹏总结道，在中小银行开展差异化经营的过程中，需要聚焦区域经济特色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围绕特定客群推出特色化金融产品，并且充分运用数字技术等提高运营效率。

围绕区域发展需求，城商行不断探索和努力。江苏银行针对回苏留苏创业者创业时间短、暂无稳定销售的痛点，专设“凤还巢”产品，给予专属利率优惠；针对人才安家、消费等差异化需求，该行为人才提供专项房贷、消费贷、人才卡、人才理财等“人才号”产品。桂林银行针对目标客群打造差异化和特色化的金融解决方案，推出“产业富民贷”“文旅振兴贷”等创新金融产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旅游项目及小微企业提供“融资+融智”支持。

回首30年，城商行的发展实践证明，“立足本地、特色经营”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金融体系日益多元的背景下，持续深化这一战略定力，探索符合自身的差异化路径，仍是其未来发展的核心命题。

迎风破局竞逐数字化转型

董林杨本报记者仇兆燕

站在成立30周年的重要节点，城商行已步入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市场整体已进入存量竞争阶段，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倒逼各行各业转向精细化管理，城商行亦不例外；另一方面，在市场利率下行的背景下，城商行向外寻求增长的空间受限，必须向内挖掘潜力、提升经营效益。

“何以立身、去向何方”成为所有城商行必须直面的时代之问。《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采访发现，紧扣回归本源、聚焦主责主业这一发展战略，城商行正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强化科技赋能。

行业竞争加剧

在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环境下，城商行的转型之路挑战重重。

多位城商行高管坦言，城商行正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某东部城商行的高管告诉记者：“长三角区域内城商行具有相似的区位优势，区域内竞争加剧导致对于定价的灵活性要求提升。”

同时，城商行还承受着市场竞争加剧与金融科技公司技术优势的双重挤压，导致其一部分客户与业务分流。

业内人士表示，一方面，城商行发展深度依赖地方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直接导致了风险状况呈现显著的地域分化特征。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场化与宏观经济周期叠加影响下，“低利率、低息差、低利润”的三重压力日益凸显。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4年，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由2.08%持续降至1.52%。而城商行面临的压力更大。2024年末，城商行净息差为1.38%，低于商业银行14bp。

这一外部环境的深刻变革，倒逼城商行转变思路。过去依赖规模扩张和传统存贷利差的模式难以为继，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思路，从粗放管理走向精细化管理，向特色化、差异化要效益，向风险管控要质量。

在分化中突围

在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下，一批优质城商行凭借稳健的经营理念、完善的公司治理、借力金融科技，实现了逆势增长。江苏银行、南京银行等头部城商行净利润增速仍保持在9%以上，资产质量保持稳定，跻身系统重要性银行。

这种分化本质上是对城商行战略定力与执行效力的检验，即找准自身定位、做深做透本土市场，才是城商行立足之本。例如，上海银行聚焦长三角交通设施服务一体化，配套长三角地区差异化的授信政策和专项资源配置，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全周期服务；浦东国际机场四期扩建项目是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工程、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工程和上海市重大工程，截至2024年末，上海银行为该项目累计提供授信约50亿元支持。

据观察，发展较好的城商行普遍具备五大共性：坚持党的领导，公司治理持续完善；坚守定位，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注重内部精细化管理；高度重视科技赋能，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多家城商行科技投入连续多年保持10%以上增速，这种持续性的资源投入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保障。面对息差持续收窄与竞争日趋激烈的双重压力，回归本源是城商行发展的基础，而数字化转型成为城商行应对当前挑战、实现精细化管理的关键抓手。

从“重建设”到“重质效”

纵观中国乃至世界，科技革命一直是工业革命的核心。科技可以重构金融业，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各方的共识。

从智能机具的使用，到智能网点的改造；从软件系统的应用到底层系统的重构……在科技、技术等加持下，银行实现了从“物理硬件”到“智能服务”的跨越。

同时，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入实施，科技也成为当前城商行破局转型的关键。

2024年是人工智能技术走向规模化应用的关键一年。在这一波浪潮中，城商行展现出务实而灵活的应用策略，结合自身资源与客群特点，积极布局AI大模型。《城市商业银行30年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有7家上市城商行披露了金融科技投入，合计达75.90亿元，同比增长4.27%。

发展数字金融是数字科技时代的必然要求，更是金融业融入数字经济浪潮、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关键所在。当前，科技应用已从早期侧重基础设施建设，逐步转向业务流程、管理机制与经验质效的重塑，实现了从硬件驱动到软件赋能的转变。与以往重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城商行的数字化建设更加注重精准理性，资源配置更聚焦关键领域，更强调科技与业务的深度融合，从“重建设”全面转向“重质效”。

徽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我行坚持数智领航，加大科技投入，以金融科技赋能业务发展，加强数字化产品创新应用，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业务与科技进一步融合发展。”

记者采访发现，具体实践中，完善顶层设计成为首要任务。北京银行、江苏银行等城商行已将数字化转型提升至全行战略高度，通过优化组织架构、打破部门壁垒等一系列举措，构建敏捷高效的组织体系。

科技赋能下，金融服务从提供单一金融产品，转向构建开放融合的服务生态。宁波银行的“波波知了”平台整合能源、法律、跨境贸易等跨界资源，构建“金融+非金融”服务生态。青岛银行打造“幸福邻里”数字社区，将金融服务无缝嵌入217个社区，实现了从“等客上门”到“场景获客”的转变。

通过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城商行正逐步实现精准营销、智能风控与数字化运营等战略目标。

银行能否在复杂环境中持续服务实体经济并实现自身稳健经营，需要重视风控管理。正因如此，推动风控体系重构，成为城商行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例如，南京银行整合行内外500余类数据源，建立超百个风险模型与千条规则引擎，实现了风险管控从“被动防御”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展望未来，城商行更应坚定拥抱数字浪潮，以科技赋能业务创新，以创新实践服务地方经济。这既是城商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又是其与中国经济同频共振、与千城百业共赴未来的底气所在。

【机构声音】坚守市场定位全面推动差异化发展

当前，城商行面临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依然面临不少风险挑战。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作为重中之重，加大推动中小金融机构兼并重组力度，实现减量提质。银行业将长期面临“低利率、低息差、低收益”的经营环境，资产收益对风险成本的覆盖能力下降，可持续发展面临较大的困难和挑战。城商行根植当地，与地方经济同频共振，经营发展面临着较大压力。

部分城商行围绕“服务城乡居民、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市场地位，谋发展、促转型，核心业务优势突出，数字化手段领先，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径，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稳健前行，全面转向实现高质量发展。

部分城商行深耕经营区域，专注细分市场。如江苏银行着力在小微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跨境金融、制造业等领域打造业务特色，产品体系和服务模式持续迭代，具备较强竞争能力。如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台州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等始终扎根小微金融，专注于为小微企业提供专业的、综合的普惠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均在90%以上。部分城商行坚守差异化的经营策略，持续积累比较优势。如宁波银行坚定不移地实施“大银行做不好，小银行做不了”的经营策略，避开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在传统业务领域的正面竞争，专注于挖掘相对优质的小微企业客户以及发展个人消费贷业务，在细分市场中建立比较优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部分城商行专注某一领域。部分城商行主动拓展发展空间，扩大服务半径。如长沙银行、桂林银行等坚守县域金融，做深做透县域特色市场、特色产业、特色园区，推动县域各项业务对全行贡献率持续提升。

雄关漫道，云帆再扬。要全面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面向发展新征程，城商行发展的容错空间变小，应主动适应经营环境变化，从依赖规模驱动和利差收入的发展模式向以客户为中心、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业务模式转变，应紧紧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提升经济金融适配性，坚守市场定位，专注主业，错位竞争，实现特色化经营、差异化发展。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优化公司治理。持续巩固党的领导地位，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融合，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承担好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健全公司治理制度架构、强化治理主体履职效能，严格规范股权管理、强化股东资质审查，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推进中国特色银行业公司治理机制建设。

二是坚守市场定位，推动特色化经营。锚定“服务城乡居民、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市场定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行制宜，将有限的资源专注在擅长的领域，深耕细分领域，聚焦重点业务，培育特色品牌，持续推动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经营，努力形成比较竞争优势。

三是专注主责主业，守住风险底线。聚焦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质效，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全力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增强风险防控的全局性、动态性与敏捷性，构建与业务发展相匹配的风险管理能力，打造数字化风控体系，推动风险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

四是加强数字赋能，实现转型发展。积极把握数字金融发展机遇，围绕线上化、数据化、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等全面推动数字化发展，以数字化推动经营模式转型，重塑金融服务模式；提升数字化经营服务能力，打造场景金融，推动全渠道经营，为客户提供更加智能、便利的金融服务。

记者观察：分类施策推动城商行健康发展

30年历程，城商行已成长为服务地方经济、支持中小企业的重要力量。站在新起点，城商行阵营分化为两大梯队，未来发展路径也呈现鲜明差异，因此需要分类施策推动城商行健康发展。

一方面，北京银行、江苏银行等一批资产规模突破万亿元、跻身系统性重要银行的头部城商行，已建立起跨区域服务格局与综合金融能力。对它们而言，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平衡全国布局与区域深耕，强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赋能作用。此类银行亟须将金融资源与区域发展战略更紧密地结合，围绕重点产业集群，构建覆盖全链条、全周期的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小城商行正面临空间受限、资本不足、人才流失、业务同质等多重挑战。对该类城商行而言，则需通过合并重组、股权投资、联盟合作、平台搭建等方式“抱团取暖”。

其中，合并重组绝非简单的物理相加，而是要通过深度的股权重构、管理重塑与业务协同，实现“1+1>2”的化学效应，最终达到降低成本、提升资本实力、优化治理结构并增强整体抗风险能力的目标。

推动城商行健康发展，需要监管、政府与银行自身形成合力。不过，明晰的战略定位、稳健的公司治理、严密的内控风控与坚定的数字化转型，都是城商行必须苦练的内功。头部城商行需警惕“大企业病”，保持决策灵活性和创新活力；寻求发展机遇的中小规模城商行，则要在“抱团”过程中真正完成治理机制的重塑与核心竞争力的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