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搭建行业研究成果分享平台，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专业委员会致力于汇集行业力量，促进交流、凝聚共识，持续推动优秀成果共享，助力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本期推荐中国工商银行撰写的《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着力锻造全球增长创新极》。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报告认为，技术进步和风险环境共同驱动全球价值链重构，引发各国生产方式和贸易格局深刻转变。一方面，中美价值链主导权之争日益激烈，中国产业链面临“外迁内缩”叠加风险；另一方面，我国内部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产业升级和开放创新任重道远。据此，报告提出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锻造全球增长创新极，加快推进“一带两链四支撑”的政策建议。以供读者参考。

一、底层逻辑：技术进步和风险环境共同驱动全球价值链重构，引发各国生产方式和贸易格局深刻转变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在技术进步、竞争优势和风险环境的共同影响下，全球价值链正围绕中国、欧盟、美国三个核心经济体，进一步向简单化、碎片化、区域化、回流化、数字化方向迈进（见图1）。

图1 我国正处于向全球价值链中上游跃迁的关键阶段

信息技术革命推动全球生产方式转变，引发贸易格局深刻调整。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下，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产品贸易稳步增长，大规模定制、电子商务、云服务等新型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兴起。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模式下，知识产权、数字监管、隐私保护等制度因素成为比较优势新来源，美欧主导国际贸易新规则构建，形成数字贸易的“美式模板”和“欧式模板”，国家间的数字规则竞赛诱发新贸易壁垒。

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驱动各国价值链布局更注重安全因素。当外部风险上升时，产业链的脆弱性问题逐渐暴露，安全因素在产业链格局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当前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摩擦、关税壁垒等不确定性加剧，提高了经济安全在价值链布局中的重要性，驱使价值链布局在安全和效率的权衡中做出新的调整。

二、外部压力：中美价值链主导权之争日益激烈，中国产业链面临“外迁内缩”叠加风险

（一）中美科技竞争加剧，中国产业升级和开放创新面临打压

未来中美科技竞争将更趋激烈。一是中美在网络空间的技术竞争和对抗加剧。地缘政治对抗使国家安全概念极度泛化，供应链安全与数据安全成为当今大国竞争的焦点。二是全政府—全社会模式的融合国力竞争和对抗加剧。美国将中国视为“全球性风险”，人为干涉企业市场化选择，在关键原材料、新兴技术、市场准入、标准制定等多个领域出台一系列新政策，通过签署总统行政令、出台《对外投资透明度法案》，限制对华高新技术领域投资。三是围绕新技术的国际规则、国际话语权争夺将更为激烈。全球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规则博弈加剧，“印太经济框架”致力于在数字治理规则方面达成共识，削弱中国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二）全球价值链呈现简单化、碎片化、区域化、数字化特征，增加后发国家赶超壁垒

西方发达国家采取“零和博弈”思维，引导制造业转移和回流本国，谋划组建特定“小圈子”来转移和分散中国制造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下，由于中间品贸易占比提高，各国贸易壁垒上升会通过投入产出关联产生不同于传统贸易模式的累积和放大效应。例如，关税冲击会通过跨国投入产出网络传导至上游和下游国家，对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产生影响（见图2）。

图2 全球价值链围绕中、美、德形成三大区域性生产网络

（三）全球价值链调整和重构增加我国产业“外移内缩”叠加风险

外移方面：一是随着区域协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固化，我国外贸订单将被转移。2022年，美国与欧洲的贸易总额已经超过与我国的贸易总额，美国在我国的订单减少了40%。二是东南亚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税收优惠等比较优势，逐渐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布局制造基地的首选（见图3）。三是各国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致力构建区域产业链和弹性供应链，增加我国产业转移风险。例如，美国加强与欧盟、日本等国的供应链合作，减少对我国制造业依赖。

图3 东南亚国家、墨西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显著上升

内缩方面：一是“泛安全化”制裁使国内生产受限，阻断我国企业正常参与全球贸易途径。美西方国家近期频频以“产能过剩”言论、加征关税和双反调查等歧视性制裁措施，以及扩大涉疆清单实体范围等方式，干扰我国外贸企业经营生产。二是拉拢和游说印度、东南亚国家，加大力度参与压制和围堵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俄乌冲突事件，依靠制裁和法令双重手段强迫位于中国的发达国家跨国企业迁回本国或外移到印度等国家。三是可能进一步主动激化台海冲突，强迫台湾地区和大陆之间产业链供应链关系的弱化和局部脱钩，进一步压缩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发展空间。

（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面临新挑战

一是共建国家增长动能转弱，优质项目投融资需求边际萎缩。疫情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世界银行预计，2022-2030年全球经济潜在增速将较2011-2021年下降0.4个百分点。部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项目建设需求下降，传统上依靠主权直接借款或者主权担保方式向交通基础建设、电力能源等领域投资的项目减少，优质项目投融资需求呈边际萎缩趋势。

二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对外合作更趋谨慎，对规范发展绿色金融的要求有所提升。随着绿色转型需求上升，加之“资源诅咒”导致部分共建国家对外合作抱有谨慎观望态度，发展与能源安全的矛盾加剧。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动荡风险加剧，对我国能源和粮食安全金融保障提出更高要求。

三、内部压力：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产业升级和开放创新任重道远

（一）外贸结构失衡问题较为突出

一是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占比失衡。从总量看，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明显滞后，2024年，全球服务贸易占贸易比重为26.6%，我国仅为14.6%，表明我国对外贸易主要依赖于货物贸易，贸易结构亟待优化（见图4）。从构成看，其一，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当前，东部地区服务贸易占全国比重约85%，一定程度上与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基础薄弱相关。其二，服务贸易逆差主要以生产性服务贸易为主。我国仍是全球主要的知识密集、高附加值服务业进口国。

二是中间品进出口结构性失衡。其一，中间品“大进大出”现象明显，2024年中间品进口占比为60.6%，出口占比46%，长期保持逆差趋势。其二，零配件作为中间品关键组成，进、出口占比均逐年降低。我国零配件出口占比由2010年的18.3%下降到2023年的14.8%，进口占比由2016年的28.7%下降到2023年的8%（见图5）。

三是外贸“新三样”出口边际走弱。一方面，受“内卷式”竞争等因素制约，部分“新三样”企业“赔本赚吆喝”。另一方面，“新三样”表现亮眼，成为西方各国热炒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的重要借口。短期来看，“新三样”出口下降是新兴产业在“赛马”逻辑下产生的必然结果。长期来看，新能源行业本身具有周期性发展特征，随着有效市场发挥作用，将最终实现供需平衡。

（二）吸收外资增速下行

一是吸收外资增速下行、结构失衡。202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规模出现下滑（见图6）。来源结构方面，中国内地超70%外资来自香港地区，来自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占比呈下降趋势（见图7）。区域结构方面（见表1），东部地区是外商投资最集中的地区，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潜力有待激发。行业结构方面，制造业吸收外资占比下降，高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仍有提升空间。

表1 2017-2022年我国利用外资区域结构

数据来源：商务部。

二是我国已由资本净输入国变为净输出国。一方面，吸引外资的传统优势有所弱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环节已外迁至东南亚、南亚。另一方面，中资企业加快“出海”布局。随着生产效率和竞争力的提升，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稳定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已连续11年全球前三。

三是营商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见图8）。一方面，外资流动面临“窗口指导”。出于真实性、合规性审查目的，外管局可通过银行对资金流向进行间接监管，通过“窗口指导”等措施限制外资流向，外资在部分领域“准入不准营”。另一方面，地方招商引资过程中低水平竞争仍突出。部分地区注重从税收减免、土地供给、厂房建设等多维度比拼优惠政策，不注重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导致引进项目易、留住项目难。

（三）自贸区联动发展能力有待提升

从对外开放看，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水平有待提升。尤其在信贷获得、产权保护和破产办理等领域较为落后。贸促会调研显示，37%的外资企业认为我国“政策衔接性、延续性不足”，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不足成为引进外资首要制约因素（见图9）。数据跨境流动方面，上海临港新片区反映，数据出境在评估、申请、存储、备案等审核流程复杂，与美国数据自由流动、欧盟白名单制度等存在一定差距。

从内部建设看，自贸区总体统筹、统一联动能力有待提高。一是梯度开放呈“东强西弱、海强陆弱”特点。当前，内陆自贸区对外开放程度较低，陕西、河南等自贸区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对外开放仍有空间。二是信息互联互通平台有待完善。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例，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信息共享机制尚未建立，海关和交通部门间、港航铁企业间信息共享水平不高。

（四）金融市场开放面临三重约束

一是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完善，对外贸企业发展形成制约。从境内资本市场看，一方面，金融体系与硬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之间仍存一定差距。受直接融资占比较低、金融机构协同不畅等因素制约，资本市场分散风险、共享收益的优势尚未完全发挥。另一方面，金融避险工具有待丰富。目前，外汇期货、标准化外汇期权等国际上运行成熟、交易便捷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尚未推出。

二是人民币国际化支撑产业链布局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国际货币职能方面，人民币在支付、计价、储备方面的占比仍有待提升。截至2025年9月，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为3.2%，远低于美元的47.8%。境外人民币生态圈方面，离岸市场的人民币已初具规模，但难以通过多品种金融产品予以配置。

三是我国在国际金融舞台的话语权与经济体量明显不匹配。其一，国际金融规则制度的不公平性显著提高了我国联通内外制度的成本。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占据优势地位，发达国家往往通过“以邻为壑”的宏观政策输出内部风险，国际金融体系的不公平性使国际金融治理难以形成广泛有效的合作机制和硬约束。其二，国际经贸谈判议题范围的不断扩大使我国面临的外部制度风险加大，提高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迫在眉睫。

四、政策建议

（一）缓冲带：建立与世界经济合作互动、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短期，促进多领域规则对接，构筑博弈缓冲带。一是深化金融科技合作，构建结算新生态。坚持发展金融科技，建立金砖国家结算单元，考虑引入多货币清算机制。二是统一技能培训标准，助力人才流动。发挥未来技能培训基地在认证和标准协调方面的作用，推动技能培训、教育等行业统一标准建设。

中期，构建海外标准“先行先试”机制，建立合作互动的新型国际关系。一是打造知识产权与贸易投资桥梁。加强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商会等国际组织和各双边、多边投资贸易促进机构的战略合作，提出中国方案。二是以RCEP开启数字经贸合作新篇章。落实RCEP，对标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充分发挥商协会的平台作用，组织高级别政商会晤，促进跨国数字企业深入了解东道国市场。

长期，用好金砖国家、上合组织、RCEP等多边合作机制，分化制衡世界霸权力量。强化议题引领，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加强议题设置能力，在国家安全审查、国有企业规则等敏感领域前瞻提出中国方案。

（二）数字链：循序渐进推进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转型

短期，提高数字企业合规能力。一是全面普及对外投资法律政策知识。开展法律政策宣贯，针对法律、政策、自贸协定中涉及数据企业监管的内容开展专题解读活动，简化对外投资外汇管理。二是以全方位风险防控体系助力企业应对国际挑战。积极为相关企业提供风险评估、动态预警、法律援助等支持。

中期，积极推动自贸区跨境数据贸易先行先试。一是构建政府引领的跨境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跨境数据公共服务中心，构建良好的数据流通环境，在维护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促进商业可信数据自由流动。二是强化数据负面清单管理。提升数据负面清单专业性和实操性，采用正面清单+正面案例辅助理解，明确数据跨境传输的绿色通道标准以及程序。

长期，提升数据监管水平。一是构建价值链无形资产贸易核算新体系。探索沿价值链无形资产贸易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遵守知识产权保护协定的基础上，提高我国沿价值链商品生产的无形价值。二是解决数据滥用问题，利用区块链技术提升监管效能。增强数据运营方数据安全能力，解决数据滥用的问题，实现数据全生命周期加密。

（三）价值链：打造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结构

短期，降低我国产业链融入成本和风险。一是积极推动境外重点项目的投资、建设，扩大其正向外溢效应。在境外电力、基础设施、民生等特许经营项目领域，积极推动中国大型企业采取“投建营”一体化模式，支持中国企业以全流程参与为条件，向东道国政府争取长期合作。二是压降外贸企业的经营成本。助力外贸企业转变航运交易形式、优化中欧班列运输模式，加大“中欧班列”运单为议付物权单据的融资创新。支持“链主”企业优先在资源整合潜力大的区域走出去，并在上中下游资源整合环节予以财税支持。

中期，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一是充分利用我国制度优势，集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技术。加快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促进制造业向核心零部件制造、研发设计等微笑曲线前端升级，夯实国内市场的技术根基和产业根基。二是建立多级联动机制。加强重大项目管理和规划引领，重点关注对可能对当地就业和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的境外投资项目，并做好应对企业外迁的工作。

长期，构建国内产业转移的顶层推动机制。一是建立国内产业转移的顶层推动机制。成立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领导小组，设计承接产业转移的机制、政策等重大事项工作。成立产业转移专项基金，资助地方政府或者企业进行产业搬迁。二是围绕全球供应链中的龙头企业建设现代产业集群。以龙头企业为中心建立产业核心区，建立区域总部、研发中心、结算中心等总部基地。通过补链、固链和强链，围绕龙头企业供应链商招引资，共同打造产业生态圈，培育一批在细分产品市场位居全球或全国前列的“隐形冠军”。

（四）制度支撑：构筑更具兼容性的对外开放制度

短期，打通对外开放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一是解决政策发布、流通等各环节存在的阻碍。推进“一单制”等适应多式联运一体化运作的规则协调和互认机制，解决物流数据不互通、单证不统一等跨区域流通障碍。二是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推动外资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落深落细，为外资企业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三是持续提升利用外资水平。聚焦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领域，鼓励外资积极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投资。

中期，主动影响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一是打造贸易规则“中式模板”。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和统一，在多边合作中呼吁并推进服务贸易在各国合理化、自由化发展。从我国跨境电商领域比较优势出发，推动制定实现跨境数字贸易便利化、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规则。二是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提升我国在知识产权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合理利用专利合作条约、专利审查高速路等途径，做好海外知识产权布局与保护。

长期，提升自贸区对外开放制度兼容性。一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大医药、电信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力度，推动与服务业开放相适应的监管变革。保障外资准入后的公平待遇，在政府采购、土地供应、项目申报等方面与国内企业一视同仁，保障其合法权益。二是持续完善法律体系。以法律形式确保经贸规则和政策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政府采购、产业补贴、环境标准等较容易对标的领域，提升相关制度兼容性。

（五）金融支撑：积极加快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短期，“一企一策”提升高新技术企业展业金融便利性。一是促进资本联动支持高新技术外贸企业。强化政府担保机制，联动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和银行，提升对高新技术外贸企业资金支持。二是优化外资贷款政策，延长年限降低成本。可进一步提高在华深度投资外商的贷款年限，降低贷款续期的合同与合规成本。三是优化涉敏审核，提升审批效率。平衡贷款审查的安全性与效率性，优化高新外贸企业涉敏审核流程。

中期，将香港打造成与西方国家进行对话的“超级联系人”。一是深化人民币投融资生态，强化香港离岸中心地位。进一步扩容两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持续丰富人民币投融资产品及风险管理工具。二是推动大宗商品现货、期货交易联动发展。以临港新片区的大宗商品交易为切入点，深化交易所间国际合作，推动更多产品互挂与人民币计价合约上市。

长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是加强人民币跨境清算及支付清算体系建设。持续推动人民币清算行建设。充分利用香港、新加坡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加强以新加坡清算行为核心，以港新连线为中心的全球跨境清算网络建设。二是积极参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便利性为重点，加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服务系统、人民币清算机构安排等基础设施的硬件支撑和机制设计，打造人民币离岸市场平台。

（六）区域支撑：强化“一带一路”多元化融资体系

短期，围绕资金可持续目标，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一是创新复合投融资机制。主动对接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陆海新通道及空中丝绸之路建设等工程，探索“银团+当地企业+上下游企业”复合投融资渠道。二是优化配套金融服务。优化人民币投融资配套金融服务，推动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贸易融资资产转让等服务升级，持续提升对“一带一路”相关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债券投资交易、托管及汇率风险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中期，围绕高标准发展目标，稳步推进“一带一路”“软联通”。一是强化BRBR平台引领作用。通过互换金融标准目录、标准编制计划等方式，积极与共建国家开展金融标准制定协作，共建“一带一路”金融标准化合作网络。二是构建全方位配套服务生态。加强涉外法律服务中心、知识产权咨询中心和再保险交易中心等配套服务建设。

长期，围绕生态可持续目标，全面推进绿色和科技丝绸之路建设。一是深化绿色基建融资。加大对共建国家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等项目融资支持力度，做好绿色债券投资承销，开展共建国有关绿色熊猫债投资承销。二是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推进数字“一带一路”建设，加大在共建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科技人文交流机制。

（七）安全支撑：系统应对多元化对外开放金融风险

短期，多措并举系统应对多元化风险。一是海外合规风险方面，加快推进境外金融机构与当地市场和监管环境的系统性接轨，严格学习审查手册。二是市场波动方面，完善对全球金融市场行情的动态检测系统，紧密跟踪境外金融资产风险，做好极端情景下的应对预案。

中期，体系化防控主权资产违约风险。推动我国主权投资者持有美元资产的方式向间接、共同持有转变。进一步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国别多元化，优化非美货币资产配置。

长期，建立全球风险管理预警系统。一是完善境外风险应急处理机制，优化风险处置权限分配，提升风险预警及处理的及时性。二是引导高新技术企业提前制定研发计划PlanB，构筑平行技术备份方案，形成多元化的技术供给体系。

本文收录于《中国银行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作品选集（2025）》，更多好文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