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世界，有关金融监管的辩论如火如荼。一种看法认为，对于金融再监管，应限制金融所涉及的大小和范围；另一些人则提出，如果不进行系统性改革，即便缩小金融机构也无济于事，最后还是由纳税人来埋单。

    不过，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理解系统风险的内涵，缩小规模的银行也会倒闭或陷入萧条，从而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限制银行规模的同时也限制其效益。这就引发了第三种论调：大型机构利用自身资源过度影响政治，“腐化”监管者。更直接地说，大型机构会想方设法获取自己想要的那种监管体系——使其迎合一种违反对冲要求的高利润超级结构，以取得短期利润最大化。

    第二种方法是限制杠杆效应。因为高杠杆意味着高风险——导致各种资产价格高度关联，一旦恶化，则会迅速蔓延。杠杆也是导致风险误判和价格错位的部分原因。限制杠杆虽有必要，但也增加了资本利用和投资的成本。

    再者，一般认为，由于系统的复杂性，信息知识和经验的不对称性会成倍增加。这种不对称性会阻碍市场发展，在此环境下的利益冲突也将变得危险。

    尽可能地信息披露是防止利益冲突的一种方法，或是通过加强监管来限制利益冲突。例如，资产管理、配置、承销和证券化、自营业务应被严格区分开，这能防范由于混业经营而导致不同的风险相互叠加，因为不同的业务对资本金的要求不同。

    还有另外两种方法来解决复杂性和不对称性。一种被广泛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即对产品本身进行限制，它们认为对风险的防范要远大于产品带来的好处，只有控制资本的流入才能限制其风险扩散；另一种则是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或对参与者的资质进行评级。

    更深层次而言，有关危机的探讨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是“完美风暴”说：虽然存在许多失误、概念曲解和信息不对称等复杂性，加上各种令人厌恶的行为，但在市场参与者、监管者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系统几乎不会崩盘。反对者认为，有经验的业者知道系统风险的存在，但他们为了超额利润而甘于冒险。

    另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政府应建立金融系统的架构和规则，这种框架将涵盖所有参与者的利益。如果体系完善，系统就运行良好。法律规则可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有效和公平。

    但由于系统自身的复杂性，经验、洞察力和实时信息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地方，政府和监管者也不可能完全掌握，依赖如此的框架就显得不可靠和不明智。再者，它忽视了信任的重要性。以我之见，应从维持系统稳定和权益的一个共同责任概念入手，即由参与者和监管者共同负责。

    令人吃惊的是，没有一个高管详述公司是如何追求行业稳定性的。目前公众的愤怒在于，这些机构影响了法律和行业道德规范的制定，而它们本应对系统的稳定性做出更多贡献。

    金融业、监管者和政治领袖们需要共同对此体系和整个经济负责。职业操守应比规则更为严格这一价值观，应牢牢灌输在金融行业中，它将超越私利，成为从业者日常的指导准则和道德约束补充。

    某些人会反对这种想法，认为它不可能起作用，因为违反了贪婪的人性。然而，这种价值观对其他职业起着作用。例如医学，就经验和信息而言，医生和患者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等性，滥用这种不对称的后果影响巨大。这就需要对医生进行持续不断的职业操守教育和同行间的相互监督。

    就此而言，价值观的转变和自身扮演角色的重新定义当然不会解决系统风险的问题，更不会改变规则。然而，严格来说，这有助于引起人们关注金融对经济的影响，甚至有助于信任的重建。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