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本书收录了自2008年四季度至2011年底约三年多时间里，我发表的部分文章、演讲稿和接受专访的修改稿，共计60篇文章。其内容主要涉及：国际金融危机分析、展望及其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与对策；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增长的运行分析和前景展望；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与对策；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方式方法以及对经济金融的影响分析；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和体制机制改革、经营模式创新、业务转型以及风险防范、控制和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探索；人民币汇率的策略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等方面。通过这60篇文稿，可以在很大程度了解我在这三年多里的观察内容、关注重点、研究方向和思考轨迹。
无论昨今中外，商业银行与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息息相关。一方面，商业银行为实体经济服务，向各行各业提供金融服务，宏观经济变化带来经济冷暖和行业兴衰必然给商业银行带来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为使经济运行符合整体社会利益和政府调控目标，货币政策必将会有针对性举措，灵活进行调整。而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三大工具以及信贷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运用，无一不是通过商业银行来进行传导，通过银行体系来发挥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受到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最直接，最全面和最深刻。当然，金融领域中的热点问题，诸如房地产金融风险，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以及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等也毫无疑问应当引起特别的关注。由此可见，作为一名商业银行从业人员，尤其是作为一名银行的研究人员，这三年多来，我还是做了些份内的事。
整理这三年多的文稿，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当年火热的经济生活之中，一幕幕重大的经济活动似又历历在目地展现在眼前。2007年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GDP增速最高的年份，之后两次修高数据后GDP被确认为超过14%。2008年上半年经济事实上已经开始明显减速，三季度后即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巨大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世界经济随即陷入衰退之中。我国政府迅速作出反映，于2008年底开始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于2009年推出两年四万亿投资计划并大规模进行信贷投放。被普遍认为较为悲观的2009年，GDP增速居然超过了当时最为乐观的我行金研中心的预测而登上了9%的台阶。在这场百年未遇的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虽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大大超过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但GDP增速2008-2009年却分别达到了9.6%和9.2%，2010年则更是再次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近三年多来，“硬着陆”和“滞胀”的担忧不绝于耳，“中国经济崩溃论”也再次沉渣泛起。不过有句唐诗描述的意境值得回味：“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毋庸置疑是，中国经济在2008年走出高胀之后，虽然受到危机的冲击，但却成功地实现了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跨越”。
平心而论，仅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国经济难以实现对危机的跨越。亚洲金融危机时难道政策不够扩张吗？之后我国经济增长不也是两次降至7%的相对低速，俗称“二次探底”。而这次本质上是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规模更大、波及更广、扩散更快、烈度更强，我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跨越，除了扩张性政策的调控功效之外，重要的是得益于以下一系列重要因素：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以及国际市场的拓展；2003年城市化发展战略实施带来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房地产业和汽车工业的崛起以及人口大量流动至城市后带来的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张；2004年后推进的商业银行重组、引资和上市的三部曲，带来了一个具有良好资产负债表的体格健壮的银行业；在经济稳健增长的同时，财政收入持续处在高速增长过程之中，政府的财力空前强大；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财政金融状况十分良好，资产价格波浪式上涨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国际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造就了三万多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等等，这些才是我国跨越危机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很显然，在亚洲金融危机肆虐时，我国的物质基础根本无法与今天的相比拟。
不过，“跨越”已经成为昨天。今天，我们必须倾听中国经济发自肺腑的呐喊：“转型”。在跨越危机阶段，伴随着投资高速增长和银行信贷大规模投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迅速积累，带来了政府债务风险隐患，以至于时不时地被认为是经济“硬着陆”的罪魁祸首；房价波浪起伏的上涨带来了我国明显的局部价格泡沫，房地产业对经济的影响日渐深入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GDP；伴随着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发展，作为民营经济主力军和我国就业主体的小微企业，时不时地沦为宏观调控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以至于宏观调控的深入推进有时还要回过头来观望一下小微企业的“脸色”；在出口这驾马车日渐式微，消费却始终难以挺起腰板成为增长动力结构中的首把交椅，以至于投资依然不得不在一片诟病声中继续勉强地充当增长的领头羊，我国的经济增长何时能够实现向依靠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但我国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却依然步履蹒跚，经济发展方式何时能实现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靠简单劳动支撑推动，因而存在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提高，重数量增长、轻质量提高的现象，何时能够成功地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等等。中国经济的“转型”已迫在眉睫。
近年来，转型事实上已经破题，人们已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再不转型就没有出路，就不会有未来。但由于理念、制度和政策等种种原因，迄今为止的转型步伐却依然举步维艰。然而，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可以期待的是，转型必将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写在前面就写到这里。
本书收录了自2008年四季度至2011年底约三年多时间里，我发表的部分文章、演讲稿和接受专访的修改稿，共计60篇文章。其内容主要涉及：国际金融危机分析、展望及其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与对策；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增长的运行分析和前景展望；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问题的分析与对策；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方式方法以及对经济金融的影响分析；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和体制机制改革、经营模式创新、业务转型以及风险防范、控制和化解；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探索；人民币汇率的策略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等方面。通过这60篇文稿，可以在很大程度了解我在这三年多里的观察内容、关注重点、研究方向和思考轨迹。
无论昨今中外，商业银行与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息息相关。一方面，商业银行为实体经济服务，向各行各业提供金融服务，宏观经济变化带来经济冷暖和行业兴衰必然给商业银行带来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为使经济运行符合整体社会利益和政府调控目标，货币政策必将会有针对性举措，灵活进行调整。而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三大工具以及信贷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运用，无一不是通过商业银行来进行传导，通过银行体系来发挥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受到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最直接，最全面和最深刻。当然，金融领域中的热点问题，诸如房地产金融风险，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以及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等也毫无疑问应当引起特别的关注。由此可见，作为一名商业银行从业人员，尤其是作为一名银行的研究人员，这三年多来，我还是做了些份内的事。
整理这三年多的文稿，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当年火热的经济生活之中，一幕幕重大的经济活动似又历历在目地展现在眼前。2007年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GDP增速最高的年份，之后两次修高数据后GDP被确认为超过14%。2008年上半年经济事实上已经开始明显减速，三季度后即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巨大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世界经济随即陷入衰退之中。我国政府迅速作出反映，于2008年底开始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于2009年推出两年四万亿投资计划并大规模进行信贷投放。被普遍认为较为悲观的2009年，GDP增速居然超过了当时最为乐观的我行金研中心的预测而登上了9%的台阶。在这场百年未遇的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虽然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大大超过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水平，但GDP增速2008-2009年却分别达到了9.6%和9.2%，2010年则更是再次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近三年多来，“硬着陆”和“滞胀”的担忧不绝于耳，“中国经济崩溃论”也再次沉渣泛起。不过有句唐诗描述的意境值得回味：“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毋庸置疑是，中国经济在2008年走出高胀之后，虽然受到危机的冲击，但却成功地实现了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跨越”。
平心而论，仅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我国经济难以实现对危机的跨越。亚洲金融危机时难道政策不够扩张吗？之后我国经济增长不也是两次降至7%的相对低速，俗称“二次探底”。而这次本质上是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危机的国际金融危机，规模更大、波及更广、扩散更快、烈度更强，我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跨越，除了扩张性政策的调控功效之外，重要的是得益于以下一系列重要因素：2002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以及国际市场的拓展；2003年城市化发展战略实施带来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房地产业和汽车工业的崛起以及人口大量流动至城市后带来的消费需求的持续扩张；2004年后推进的商业银行重组、引资和上市的三部曲，带来了一个具有良好资产负债表的体格健壮的银行业；在经济稳健增长的同时，财政收入持续处在高速增长过程之中，政府的财力空前强大；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财政金融状况十分良好，资产价格波浪式上涨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国际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造就了三万多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等等，这些才是我国跨越危机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很显然，在亚洲金融危机肆虐时，我国的物质基础根本无法与今天的相比拟。
不过，“跨越”已经成为昨天。今天，我们必须倾听中国经济发自肺腑的呐喊：“转型”。在跨越危机阶段，伴随着投资高速增长和银行信贷大规模投放，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迅速积累，带来了政府债务风险隐患，以至于时不时地被认为是经济“硬着陆”的罪魁祸首；房价波浪起伏的上涨带来了我国明显的局部价格泡沫，房地产业对经济的影响日渐深入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GDP；伴随着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发展，作为民营经济主力军和我国就业主体的小微企业，时不时地沦为宏观调控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以至于宏观调控的深入推进有时还要回过头来观望一下小微企业的“脸色”；在出口这驾马车日渐式微，消费却始终难以挺起腰板成为增长动力结构中的首把交椅，以至于投资依然不得不在一片诟病声中继续勉强地充当增长的领头羊，我国的经济增长何时能够实现向依靠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但我国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却依然步履蹒跚，经济发展方式何时能实现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物质消耗，靠简单劳动支撑推动，因而存在重速度、轻效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提高，重数量增长、轻质量提高的现象，何时能够成功地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等等。中国经济的“转型”已迫在眉睫。
近年来，转型事实上已经破题，人们已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再不转型就没有出路，就不会有未来。但由于理念、制度和政策等种种原因，迄今为止的转型步伐却依然举步维艰。然而，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可以期待的是，转型必将成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写在前面就写到这里。
连平
201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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