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QE政策终于寿终正寝。市场讨论很是热烈，不少人忧心忡忡。短期内，QE退出对新兴经济体的压力主要在于资本流出和本币贬值，并通过这两方面对国内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但从中期看，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会为新兴经济体带来扩大出口的机会，同时还会提高风险偏好，带来资本回流。

将中国简单地等同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从全球看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应能在7%以上运行，城镇化和中西部开发空间较大，财政金融状况平稳良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外汇储备十分充足，境内外利差保持一定水平，等等。我国经济良好的状态仍然会对国际资本具有较大吸引力，那种资本从新兴经济体迅速外逃的场景应该不会在我国重演。当下，不应把我国资本流出速度有所加快统统看成是QE退出的影响。其实我国已经开始迈向资本输出大国的行列。

如果QE政策退出对我国的影响相对有限的话，那么这一变化对我国来说就未必是件坏事。2005年汇改之后，伴随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我国国际收支持续保持双顺差格局，资本大规模流入境内，3万多亿外汇储备就是明证。而20多万亿外汇占款则显现了货币政策所承受的压力。资本持续较大规模流入带来了局部的资产泡沫，推动经济体的杠杆率持续上升。为了舒缓市场压力，央行在货币市场上奋力对冲操作，不得不将存款准备金率提至高位，以对冲外汇占款引起的货币大量投放。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一直很希望能够有朝一日改变这种状况，但却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将近十年，对美元升值了30%多，而实际有效汇率则升值更多，对我国出口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人民币如果能阶段性地适度贬值，岂非好事。今年上半年人民币保持了几个月的贬值，对全年出口不无小补。QE退出可以说是机会来了，我觉得目前应该把握好这个机会。

当然，我们仍应当防患于未然，努力避免短期内资本迅速流出和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这需要政策前瞻性地加以运用并发挥协同效应。 一是尽快推进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转换，事实上现在已经开始了。未来应保证新的投放方式能够很好地替补由于外汇占比迅速减少所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不足。 二是在必要的时候适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既然作为高额存准率对冲对象的外汇占款已明显放缓，既然需要社会融资成本下降，那么适度缓解银行存款端压力以降低银行存款成本，应该是合理的政策选项。三是人民币汇率应该在新的形势下增加灵活性。可以考虑进一步扩大其波动幅度，从上下2%扩大到上下3%。通过汇率的阶段性较大幅度波动来抵御资本流动冲击，这也是国际社会常用的手段。 四是资本和金融账户应积极稳妥实施开放，个人对外直接投资管制放松应该积极向前推进。 五是未来利率总体上可以保持基本稳定。但也不要把利率小幅调整当成是重大货币政策变化。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就是短期、灵活的。根据经济实际需要，小幅调整利率应该属于微调。

本文刊登于《人民日报》（201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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